中苏分裂时中共日共结“反修同盟”
1960年代初、中期，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中共在一个阶段中争取到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积极主动地站到自己一边，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
毛泽东反省对日共“没什么帮助”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其二十一大”上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等政策，激怒了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对美国频频摇动橄榄枝，热衷于实现苏美首脑会晤的姿态，则令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戒心倍增。由此，中共借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访华之机，迈出了争取日共支持的步伐。
是年2月底，宫本率日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抵达北京，毛泽东在郑州郊外的火车里会见了宫本显治。此前的1957年11月，刘少奇同日共代表志贺义雄等人会谈时，是反对日共中央总结“1950年问题”的，而毛泽东这时却专门向宫本显治反省了中共1950年帮助德田等人建立“北京机关”和1951年与苏共“合作帮助日共搞纲领”的事情。他表示：中共对日共“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也很少。有一些我们还犯了错误”。
1960年6月，中共苏共在国际共运的论坛上第一次公开激烈交锋，日共中央选择了脱身事外的态度。不过，时隔不久，日共即显示出了向中共的理论观点倾斜的态度。是年10-12月，在第二次莫斯科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和正式会议期间，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不仅与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基本致，而且坚决反对关于苏共是国际共运的“中心”“为首”“先锋队”等提法，不允许成立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革命运动。
苏共支持日共反对派
日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的种种立场，无疑使中共看到了争取其在同一战壕里与苏共展开斗争的前景。
1963年7月，苏联同美国和英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核心意义在于，约束核武器发展起步较晚，尚只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国家，而对核技术比较先进，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苏美英三国则无妨碍。在中国看来，这个条约就是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而日共认为，这个条约是要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核垄断体制，助长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在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的中共和日共，借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舞台，首次密切配合，展开了一场抵制“三国条约”的斗争，苏联代表团要求大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计划未获成功。
面对中共和日共鼓动各国代表对苏联部分禁止核试验方针进行抵制的局面，苏联的应对措施是，转而支持日共内部的反对派，支持其另起炉灶举行集会响应苏联。苏共的这种方针，成为促使日共走上与苏共决裂道路的助推剂。中共和日共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基础和条件。
在中共日共联合抵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期间，两党领导人频繁接触，毛泽东连续接见日共代表团成员，与他们讨论对苏论战的问题。此后不久，日共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偕日共各都、府、县委委员等十余人到中国访问，赴延安等地参观学习。9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他们时，建议日共党员们去朝鲜越南看看，表示：“我们、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你们的直接同盟军”。
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的态度也进一步明朗化。1963年10月中旬，日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撤销关于“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的论述。继之，11月10日《赤旗报》发表社论和文章，借回答读者关于“中苏争论"的提问之机，在维护中国党立场的同时，突出谴责了已在“日共八大”前被开除出党、毛泽东称之为“日共叛徒”的春日庄次郎等人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相勾结”的问题；不点名地批判苏共。中共在与苏共争夺日共的斗争中拔得头筹。
日共旗帜鲜明反修正主义
其实，尽管日共在当时反修斗争、意识形态论战中站在中共边，但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格外注意保持日本共产党的独立性，还曾特别对受毛泽东理论影响较大的日共领导人听涛克己进行过批评和处理。在同中共争夺日共支持的过程中，苏共领导人不仅对日共和日本的民主运动进行干预，而且试图扶植日共党内的反对派，进行不正常的组织活动。结果是不但为苏共日共关系的恶化推波助澜，而且还将中共日共关系推进到了最好的时期。
在1964年3月上旬日共苏共于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苏共方面开始秘密加紧同日共反对派志贺义雄等人的联系。5月15日，日本国会批准和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志贺义雄违反日共的决定投票表示赞成。日共立即于5月21 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将志贺义雄开除出党。《赤旗报》并连续发表社论等文章，宣称日共不能容忍追随现代修正主义的志贺义雄从事派别活动，目标直指苏共。苏共则亮出了“全面支持和援助志贺义雄”的态度。6月30日，志贺义雄公开宣布，要成立政治组织“日本之声同志会”，发行周报《日本之声》，在下届大选时参加竞选。苏共领导当日就通过《真理报》等媒介公开表示支持和鼓励。
与苏共做法不同的是，在日共苏共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尊重其独立自主的立场和诉求，而且始终给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以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声援。1964年9月初，宫本显治访华，在杭州见到了毛泽东。宫本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同志提出在国际上建立反帝统战线是完全正确的。”会谈结束时宫本宣称：日共正在大力运用公开争论的方式，“苏共首先向我们进攻，我们被迫应战，我们］的公开论战还刚刚开始”。
随着11月12日中苏新一轮莫斯科会谈的最终破裂，中共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重新吹响，宫本显治及其领导下的日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进来。11月22日，《赤旗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全面批判这条路线。其后，11月24—30日，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东京举行。11月24日下午，宫本显治做长篇政治报告，谴责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分裂国际共运的活动，等等。翌日上午， 日共九大全体会议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和贺词。中共和日共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
不过， 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预示了中共日其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1966年起，中共和日共渐行渐远。（摘自《上海党史与党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