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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忧

        格律诗是传统文化里面一个严谨而唯美的文化符号。她是古代文人们用来抒情言志的有韵律的文字形式，平平仄仄的排列中贯穿了整个毛笔文化时代。文房四宝、青灯黄卷、以及带有严格框框的诗歌格式，抒写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千古绝唱。
        毛笔作为诗歌的记录工具，与诗歌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智慧。中国文化总是离不开功力和技巧，然后才是要表达的思想和灵魂。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没有十年的苦功毛笔字是拿不出门的，研究过古诗词的人同样懂得写好格律诗不仅要熟读唐宋诗词经典，而且还要精通诗词韵律，仅仅一个《平水韵》也足够研究数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文化从开始就把人带到那个离现实很远，却又耗时劳神的“清规戒律”之中。
        这种框框的界定使得无论诗词还是书法都产生了相当的难度，这种难度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然后选择绕道而行，不敢轻易沾手此道。
        中国古代文人就喜欢制造和挑战难度，正因为有了难度才能体现出人的才华和本事。而格律诗之所以耐人寻味，就因为他在严格的控制下还能自由创造，生出美妙绝伦的意境。有人把这种状况比喻看京剧《三岔口》，所有打斗永远不会离开那个狭小的桌子，很多高难动作都是在桌子下面完成的，因此一部没有台词的武戏才会经久不衰、耐人寻味。高标准的艺术都会伴随高难度的技巧，因此一个没有难度的艺术也很难称其为艺术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正是因为这种难度带来的诸多传奇，于是这种带有限制的文字逐渐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本领，为了扩大这种本领，宋代以后的文人从格律诗逐渐转向一种单纯体现技巧的文字游戏，藏头诗就是游戏之一，从藏一头，到藏二头，藏三头，最后干脆藏成回文诗，回文诗正反都可以读，但往往内容空洞流于形式，相比之下，唐诗那种雍容大气，质朴厚重，更让人叹为观止了。
        当古代文人顶着发簪身着长衫挥舞着竹管在墙壁上信笔题诗时，诗词也往往脱不开那连绵不断、抑扬顿挫的书法，所以在那个时代，书和诗，是无法分割的连体兄弟。每一位诗人都是书法家，从留下来的手稿可以看出，李白、杜牧、苏轼、黄庭坚等诗人，都是书法的圣手。同时，那些以书法著称的名家如孙过庭、颜真卿、赵孟頫等也都是诗词巨匠。正因为古代这种得天独厚的土壤，自然产生了即便有难度也能臻入化境的诗书妙手。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兴盛衰亡的规律，诗歌也不例外，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冲击后，最好的诗歌已经伴随着毛笔的消失宣告结束了。但那个时期仍然留下个别的已经不被重视的国学遗老，他们依然喜欢沿用毛笔书写，喜欢使用繁体字，喜欢之乎者也的古文，喜欢摇头摆尾咿咿呀呀的吟咏。也正因为他们的这份炽热和执着，我们这代人还没有完全丢失诗歌这块民族瑰宝。
        我最初获得的那本《唐诗三百首》就是经过一位国学遗老的签名，随后又经过一位中学教师加注的传本。尽管有些繁体字还需要依靠翻阅字典，但唐诗独特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如醉如痴，竟然在一年内背诵了数百首。之后的岁月就是到处购买历代诗词书籍，从全唐诗、宋词，一直追溯到汉乐府、楚辞。
        当读到曹子建和蔡文姬时，知道了没有格律的诗照样韵味无穷，当读到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时，发现诗仙之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已经探索出严格的平仄韵律，而最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婉约派的柳永，即使读不懂他的词意，只要能把字认下来就可以被深深感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在一个深秋的黄昏，在一个落花满地的门墙上，写下第一首五言绝句。那种连自己都觉得肉麻的矫情和做作使我不敢署名，直到第二天听到一群放学的孩子大声传诵时，才觉得最起码还算顺口。
        之后的岁月是在不断的反思，反思诗歌是不是存在绝对的好与坏。按着启功的理论，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是仿出来的。后来我把唐诗的“嚷”改成了“酿”，酿出来的诗犹如琼浆玉液，味道最纯正，属于上上品，而长出来的诗自然天成不假雕饰，犹如清水出芙蓉，属于上品，想出来的诗中规中矩，怎么看也没有大毛病，但就是缺少了些味道，属于正品，那么仿出来的诗也就不值一评了，因为已经落入下品。这样评判诗歌虽然没有大问题，但也不是很绝对，因为清朝以小说为主流的年代还出现了纳兰词。这说明诗词还是需要一些天性的成分，天性即才情，才情并非人人都有，也并不是学问深厚就能写诗，如果诗歌和学问成正比的话，宋代的曾巩，近代的王国维、陈寅恪也肯定是大诗人了。但恰恰相反，曾巩是古文圣手，却落得因不能写诗而被惠洪和尚列为“五恨”之一；王国维、陈寅恪是国学大师，但在诗词方面还不及一位统领百万大军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不是专业诗人，可他的诗词足以和唐宋的诗人媲美，这要归功于这位领袖的胸怀和才情，其实诗歌的灵魂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灵魂的再现。唐朝的诗之所以好，是因为那个强盛的王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酒窖，酿造了大唐帝国所有文人的才情，所以形成了那个绝无仅有的诗歌盛世。
        宋代也算的上一个文化的鼎盛时期，在散文和史学方面超过唐代，但就诗歌而论还无法超越盛唐，所以干脆转入宋词。这种长短句并用、节奏快慢不一的文字其实遵循了严格的词牌，很多人认为这是宋人的独创，其实早在晚唐时后主李煜就已经把词推向最高峰了。“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再如温庭筠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这些词句宋人仍然没有逾越。宋人自然有自己的聪明，他们不仅能写出好词，而且把那些唯美的词谱成了有固定旋律的曲子，这种诗词加伴奏的吟唱让我一直怀疑是昆曲的前身。这种由诗词向歌曲转型的过程正好应了《毛诗序》所言及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言于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种递进的情绪，发展到最后必然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情绪发展到极点才会产生歌舞，所以在诗词出现滑坡的明代会出现昆曲。昆曲的唱词大都是宋词和元曲改编而来，发音和咬字仍然沿用了吟诗的脉络，而其“无声不动，无动不舞”的表演，正是诗词“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转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延伸。所以能在六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艺术的主流，原因是这门综合性的戏曲艺术更能让人感动。
        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理解当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那些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热歌劲舞了。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似乎更需要一种接近疯狂的释放，通俗歌曲在经历了 30 年的成长之后，恰恰迎合了这种时代需求。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如果说唐朝是诗歌的盛世，那么当今就是歌舞的盛世。兴盛的原因则是歌曲相比诗歌更平易近人，只要嗓音好、乐感好，无论学历高低都可以唱出好歌，而雅俗不等的听众，也往往会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唱到自己心眼儿里就会无条件喜欢你。
        这是一个人人喜欢歌唱的时代，而不是作诗的时代。因此，写作难度很大的诗词，如同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尽管有着超凡脱俗的美质，毕竟已经失去了最貌美的年华，即便仍然还算得上个资深美女，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抗衡新任妃子的青春靓丽了。因此，诗词的前景成为一个让人忧虑的问题。 2012年12月（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