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又出来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竟妄称香港制订《禁止蒙面规例》是“疯狂之举”。《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此发文《彭定康，别再给香港“埋雷”了》。袁定康身为“末代港督”时，曾处心积虑通过行政手段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一手争取民意，一手力量重组
1992年7月9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让港人惊讶的是，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传统，没佩戴饰有羽毛的帽子、肩章、佩剑这些象征帝国威严的符号，而是身着便服、一脸微笑轻松地与市民招手。而且，彭定康走街串巷，四处视察。“彭定康”这个中文名也是“稳定、安康”之意，以争取港人的好感。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转而推行对抗的方针所做的铺垫。
彭定康在媒体和民众面前随和的一面，无疑与在港府专断严厉的一面形成明显对照。不过两手皆有好处。前者为他赢得了民意支持，后者则使他迅速完成政治力量重组。此后，彭定康利用对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任命权，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以前的战略盟友——进入港英体制的工商精英。彭定康将他们从两局中赶出去，并把新的政治盟友吸纳到政治体制中。这就是1980年代末凝聚起来的“民主派”人士。
经过充分的民意铺垫和政治权力格局精心安排后，彭定康终于抛出了他的撒手锏——长达三万多字洋洋洒洒的“政改方案”。
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仅要推翻中英两国外长于1990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而且对1995年整个立法局选举完全做了另一番设计。 彭定康打算在1995年对香港立法局全体议员都实行全面的变相的直选。英方的意图是要通过这一举措，扩大立法局的权力 ，提高立法局的地位，将香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逐步蜕变成立法主导，把它强加于中方，企图以此来制约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特区的行政当局，造成一个英方可继续施加影响而我国中央政府不易驾驭的局面。这个包含着险恶用心的计划，中方当然不能接受。
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披露：“彭定康一上任，就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这个绝对不行。”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彭定康）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系列“改革”都是撤退惯用伎俩
1993年2月，彭定康又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同时，英国政府还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独立的代议机构。
与此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推行政府部门的公司化、独立化，使其脱离政府的架构。比如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和医院管理局，使相关工作部门以公司化的方式运作，摆脱政府的直接管制。后来又陆续成立金融管理局承担起央行的职能，将临时机场管理委员会改组为机场管理局，完全脱离政府架构运作。
总之，彭定康对港英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按照既定的撤退战略部署，尽可能地扩大立法局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削弱并限制行政的权力。
其实，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在乎北京是否接受“政改方案”，而在于香港人是否接受。他们的企图就是在中国的内部加入不和谐的音符。这就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撤离香港前的最后使命。此前英国在殖民地撤退中惯用此种伎俩，中东问题、印巴问题和新马问题，都是大英帝国“光荣撤退”的“杰作”。
同样经历过大英帝国撤退安排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 “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做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他们目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进步，认为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是危险的……（摘自《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