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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无疑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历史学者夏明方的新著《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以家庭为考察对象，解读了地震前后唐山地区人口行为的巨大变迁。本文即是该书的节选。

政策助力人口补偿期

        到底有多少人在唐山大地震中被夺走了生命？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通过各类文献的比对，较为明确的答案可能是，地震中至少应有近26万人死亡、50余万人受伤。
        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对唐山震区的人口增长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口生育补偿期是一个必经阶段。其中1978年和1982年是人口生育补偿期的两个生育高峰，主要原因在于震后唐山年轻人口比重增加，并迅速进入初婚年龄，大量破损家庭短期内完成重组。
        震后一段时期，国家对地震重组家庭夫妇的生育也给予了政策上的特别调整，所谓的“地震孩”“团结孩”就是这一政策的结晶。1977~1982 年间的具体的措施是：震后初期，重组家庭中，夫妇一方不足两个孩子，均可再生育一个；1978年间，生育政策宽松到，不论一方有几个孩子 ，只要一方没有孩子，都让生一个“团结孩”。此举反映了政府在震后社会恢复阶段中为维护家庭稳定做出了努力。

支持反传统的家庭重组

        地震的冲击使唐山市区每家每户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员，由此造成的家庭构成的诸多巨大变化，对震区家庭形态、婚姻观念和家庭生活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地震重组家庭、截瘫患者家庭以及地震孤儿的抚育与孤老赡养成为震区突出的社会问题。
        由于伤亡巨大，档案显示，仅唐山市区，至少有25448个家庭受到沉痛的打击，其中全家震亡7218户，震后一方丧偶者达12869人，孤儿2652名，孤老895名，截瘫人员1814名，可谓支离破碎。
        地震的来临，使灾区人民赖以生存的一切生活物质基础被摧毁殆尽。半数以上的家庭，纷纷以亲缘、血缘、地缘或业缘为纽带，组成“共产主义大家庭”，过着一种群居式的生活。还有三四成的家庭选择在空旷的场地搭起一家一户的“防震窝棚”，依靠组合成的新居住区实现共同生活。待震区简易住房大批建成之后，这种应急式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灾民开始向小家庭模式回归。
        此时，震后重组家庭大量涌现。震前唐山市因离婚、丧偶而再婚的家庭比例极小，震后至1982年，重组家庭在市区达7515户。当时唐山的社会舆论一反传统婚姻观念中排斥再婚的思想，对这样的重组家庭普遍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其中有不少是叔嫂婚、两代联姻，这在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仅并不常见，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对特殊人群的照顾

        政府也采取了特殊的婚姻和就业政策，比如农业户口可转为非农户口，继子女可以顶替接任继父母的工作岗位等，鼓励灾民重组家庭。但是绝大多数重组家庭都是建立在同病相怜的相互安慰与理解之上， 并没有深厚的爱情基础，实际上很不稳定，离婚率远高于普通家庭。其后经过长期的磨合，这种家庭模式终于渐趋稳定。
        那些身体上重度残缺，无法生育的截瘫患者，也被特别批准结婚。其中很多病人，在外地养病期间相识、相爱，陆续返回唐山后纷纷要求结婚。市政府和民政部门还专门拨款，于唐山市路南区筹建了“康复村”，并为入住的25对截瘫情侣举行了集体婚礼。此外尚有只同居不结婚的现象，体现了现代家庭模式的多元化。
        也有一部分地震中的丧偶者和截瘫者，此后再没有重新组建家庭，而是选择独身一人，孤独终老。对此唐山市政府采取依靠集体、国家补助、分散管理、尽量就地安置的原则，予以赡养。对于地震孤儿，则允许亲属父母生前所在单位或社、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收养。在3000多名被收养的孤儿中，少数走入了国际家庭。至于无亲属抚养，或未被收养的孤儿，则进入国家建立的孤儿学校。
        地震那一年的阴历十月初一夜，城市内到处散布着亲人焚纸拜祭的点点火光。但随着唐山十年重建运动的兴起，废墟逐渐被清理干净。唐山人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十字路口，选好地点，燃一把火，再为亲人送去纸钱，愿亡灵得以安息。
        年复一年，这种来自不同家庭约定成俗的自发性行为逐渐演变为唐山的公祭日，政府要求每年的这一天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有意义的纪念活动。震区家庭对亲人的追念，在政府的官方塑造下转变为对国家抗震精神的颂扬。（摘自《文摘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