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始末
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大暴发震惊全国。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当时负责卫生工作，她回忆了当时的状况。以下是她的口述（有删节）。
甲肝暴发前已有预感
对于1988年1月开始的上海“甲肝大暴发”，我其实早就有预感。
1987年12月中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告诉我，他们接到报告，最近很多医院都收治了不少腹泻的病人。我们询问发现，这些病人共同的特殊饮食史就是吃了毛蚶。在1982年和1983年，上海也曾经有过一次规模较小的甲肝暴发，致病源就是江苏启东的毛蚶。这次看到大量腹泻病人，我和王道民局长已经意识到，如果这些痢疾都是由毛蚶引起的，那甲肝很可能再次暴发。
医务人员在毛蚶身上检测到了甲肝病毒，这就拿到了直接的证据。于是，上海市政府迅速出台了紧急规定，禁止运输、销售毛蚶，已进入菜场的统统作为污染物填埋。同时，还有一项更隐秘的举措在悄然执行——腾出床位准备接收甲肝病人。
1987年12月中旬起，甲肝病例陆续上报。甲肝的潜伏期是2至6个星期。1988年1月之后，病人开始集中出现。到了发病高峰的1988年1月18日、19日两天，上海每天新增病例竟然高达1.8万人。
江泽民“力挺”预防工作
病人和家属涌进医院，看到有空床位就直接抢，以致一些医院不得不请警察来维持秩序。对于每天动辄上万的人来说，全市仅有的5.5万张床位实在杯水车薪，只能开设“临时医院。”
那段时间，我和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保持直线联系，汇报每天的甲肝病情。那时朱镕基刚调到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他每天一早碰到我就问：“谢丽娟，今天的甲肝病人是多少？”
上海市人大曾提出，就甲肝暴发问题召开质询会，最终开了一个讨论会，我到会进行了说明。我说如果我不是在1982年、1983年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不会把预防工作做在前头。我们在毛蚶身上检测到了病毒，是拿到了直接的证据，禁止销售毛蚶，又请环卫部门清理毛蚶，把几乎不可能开出来的病房都开出来了，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是尽职尽责的。
听了我的说明，人大代表们点头表示理解了。江泽民也表达了“力挺”的态度。他说：“如果要说追究责任，追究我的责任，我有领导责任。”终于，“追责”的声音渐渐淡了下来。
邓小平来上海过年稳定人心
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甲肝疫情在一个月之后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过了1988年2月20日的最高峰，发病人数马上就下来了，到了2月下旬已经降到了和日常差不多的发病率。由于全市消毒、隔离工作做得好，没有出现第二波疫情。
上海的35万患者之中，最后有28个死亡病例，最终死亡率是万分之八，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
2月17日是春节。这一年，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过春节。那几年他都是到上海来过春节的，当时市里也做了考虑，劝老人家“是不是今年就不要来了”，最后小平同志表态“还是要来”。他的到来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告诉人们，上海不是一座“瘟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