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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4月，为反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相应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那时起，贸促会以办展览等方式搭台，在封锁之外打开了一条民间外交之路。

挂不挂日本国旗？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展览活动，是与苏联互办展览。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中国开幕，中国观众大开眼界。比如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六七次参观，解决了在机车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许多问题。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10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吸引了大量好奇的日本市民。安保工作的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激烈抗议，坚决反对悬挂“膏药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 ，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展览场馆高悬着“苏联展览馆”五个大字，还有一个巨大的苏联国微，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贸促会副主席雷任民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遭遇“波兹南”事件

        1956年，中国贸促会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波兹南国际博览会。展出一开始很顺利，贸易活动也很活跃。6月28日9时左右，博览会刚开门迎客，就传来了枪声。站在博览会院内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批人群聚在同一条街上另一侧的警察局大楼前，枪声越来越紧，街上乱成一团。突然，一颗流弹穿过玻璃打进了中国馆，将展柜玻璃打了一个洞。展览团成员那时还不知道，他们目击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事情的起因是，波兰政府改变了工资制度，大部分工人工资下降，由此引发了大罢工，继而演变成大骚乱。
        到下午，事态扩大，展览团决定先撤回住地再说。他们用仅有的一辆小轿车打头，20多人紧跟其后。大街上到处都是枪声，一片混乱。路过一座桥时，小轿车被几个穿便服、手持冲锋枪的人截住了，说车子要被征用去拉伤员。翻译赶紧说明，这是中国展览团用车。对方一看都是中国人，态度立刻缓和下来，很有礼貌地放行了。
        傍晚，波兰军队的两辆坦克开进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波兰军官俱乐部，机枪就架在他们所住的三楼楼梯口，守卫他们的安全。
        第二天，博览会照常开馆，展品一样没丢，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称赞大家临危不惧，维护了祖国荣誉。

展览团成员险上法庭

        1959年9月，中国贸促会参加了维也纳秋季国际博览会。由于奥地利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奥地利常被中国作为通向西方的一个通道。
        9月10日下午，一个便衣警察突然带着几个人来中国馆，递给工作人员两张纸，一张是要求中国展览团的德语译员钱二鸿第二天上午9点出庭的传票，一张是没收展出的火炬牌打火机的批准证。
        原来，钱二鸿曾接待过一个奥地利人，对方称对中国打火机感兴趣，想洽谈订货。他给对方写了一个条子，让对方去找相关经办人，由此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了被告。
        展览团团长冀朝鼎听到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当即指示中国馆馆长李兆离，第一将原件抄下来后退给警察，表示不能接受；第二火速找到钱二鸿，要他先躲起来；第三通知展团人员拒绝交出任何展品，可推脱说有事请找博览会当局。
        对方前来交涉时，冀朝鼎说，任何人从中国馆拿走展品都将被视为偷盗；中国未参加国际专利保护的有关协定，别国的专利法律对中国无约束力。经过冀朝鼎的四处奔走协调，原告最终同意撤诉。
        后来总结经验，大家觉得这虽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但从展团自身来说也有漏洞，对国外的专利制度缺乏了解。这批展品是先在匈牙利展出的，当时展览团已收到国内通知，称火炬牌打火机有仿造嫌疑，在奥地利不必展出，但经办人由于责任心不强，导致打火机依然展出了。
        在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贸促会也起了积极作用。1980年，中美第一次互办展览。1986年，中苏时隔30多年后再次举行互展。（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