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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初冬，我在上海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将一批日军严格管制的军用物资运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虽然这项任务繁重，险象环生，我们还是费尽周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星夜急信，领受重任

        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江汉大学的学生交通员带来的口信：华中局党委书记饶漱石让我赶快回淮南抗日根据地。大雨倾盆，我连夜赶到史家集（淮南行政公署所在地）。
        我找到俞仲武的卧室兼办公室，推门一看，小小的屋子里挤了4个人：俞仲武秘书长、方毅主任、汪道涵副主任，还有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
        俞仲武赶忙让警卫员拿来一套新四军的军装给我换上。方毅对我说：“我们兵工厂需要一批制作迫击炮炮筒用的无缝钢管，还有柴油发电机；我们的印刷厂需要一套印刷设备和铸字的铜模。需要在上海买到，整机运到淮南根据地来。你可以办到吗？”
        我心里一咯瞪，这个任务有三大难点：一是所运货物都是钢铁，分量重、体积大。二是都要整机装运，不能拆开，没法伪装，尤其是柴油发电机。三是无缝钢管属于日军严格管制的军用物资，不一定能找得到，更何况一路穿过敌占区、跨过长江，运到根据地。
        考虑到任务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坚定地回复：“我试试看。”

想尽办法，秘密筹备

        刚出史家集，就遇到第一个困难。我先到月塘镇邮政局，等待同志送来用于购买物资的三万元法币。一直到了日中，终于等到一头毛驴驮来个麻袋。打开一看，好家伙，都是新旧不齐的一块钱法币。怎么拿？
        要是引起鬼子的注意怎么办？我想到之前建立的三条地下交通线中的邮路交通线，通过邮政代办所陈所长（自己人）取来几个大邮袋和邮政专用铅封，将法币锁进邮袋。第二天，我伪装成当地农民，赶着驮邮袋的毛驴出城。城门有日本兵站岗，见是铅封邮袋，根本没看就放了行。我顺利避开检查，直接出城把邮袋送上班轮，运到镇江。镇江邮政局来接邮件的陆志远是我开辟地下交通线发展起来的人员，我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这个邮袋，你不要拿到码头上。”下船之后，他把装着邮袋的邮车先开到街上一个中药店，这是我在镇江的第二个秘密联络点。他将邮袋拿到中药店的后房，把里面的钞票一股脑地倒出来，拿着空邮袋回邮政局。随后，我赶到邮政局，让中药店的伙计把钱汇到上海大和钱庄。
        钱的问题解决了，最大的难题来了，军用物资怎么运？
        我召集几位船老大，他们都是航运工人出身，非常可靠。我坦率地讲了我的难题，他们群情踊跃，积极出主意。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由上海走水路，直接运到沙窝子给新四军。
        一个陈姓船老大当场表示，他在南京有个同乡，在一艘日本海军征用的小火轮上当二副。这艘船会运煤到上海，然后空船返回。他可以动员他的同乡，利用空船返回的机会，用日本人的船来运新四军的货。
        回到上海，我立刻着手采办物资。发电机最好办，我去工厂直接预订好一台，存放在他们的工厂里。之后，我通过苏联在上海公开发行的《时代》周刊的关系，买到印刷机和铜模，悄悄藏在江西北路家存放棺材的会馆里。最难的就是怎么买到无缝钢管。
        我通过益友社（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的关系打听到，日军强制以低价收购所有的无缝钢管，有些民族资本家既怨恨日本人，又不愿意低价出售，偷偷把无缝钢管埋到店铺的地板下面。通过益友社五金店员的关系，我重金收购这些钢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当夜，我又利用外甥刘士熙所在的造船厂的关系，用卡车将钢管运到造船厂，秘密截成指定的长短，又将这些钢管全部用草绳密密地捆起来，偷偷藏在武定路我婶母家的天井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闯出上海，只身渡江

        1944年春，苦等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南京日军的运煤小火轮已经开到上海，就停在军工路日本海军码头卸煤，很快就要空船返回。
        我当机立断，马上前往浙江路孟渊旅社，开了两个房间，一间给日本船老大住，一间用来和中国二副即老陈的同乡谈判。寒暄一番之后，我先发话：“这次劳烦您，我有一批货要运到龙潭对江，您看怎么样？”二副拍着胸脯表示：“大家都是老朋友，一定给你办到。”
        商定好装船日期、地点、酬劳，接着就要想办法把隐藏在各处的物资运到码头。当时，我的掩护职业是永大运输公司的会计助理。公司的大班（经理）和会计主任都是益友社的支持者和会员。我找到刘大班，以永大公司的名义租了三辆卡车来装货。装船当天早晨，卡车分赴三个地方将隐藏的物资全部运来，准备一道驶往日本海军码头。一路上，我又通过打点，借流氓势力护行，卡车顺利到了日本海军码头。
        我立刻下车，躲在离卡车5米远的桥下，监督着他们装货。不一会儿，竟然走过来几个日本兵。所有人紧张地停下来，几个日本兵走到卡车边，摸摸麻袋，敲敲钢管，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话，竟然走开了。他们断然想不到这些军用物资是为共产党运的，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船终于平安地驶出上海。
        按照计划，小火轮起航，我赶到镇江，投宿在事先约好的旅店里，等着二副将船停在江心，再上岸来碰头。
        二副如约而至，看到他神情异常，我心里一惊，递了条烟，静等他的下文。
        “刘先生，这事不大好办啦。”
        “你说什么？”
        “日本船老大看到货中间有大量的无缝钢管，是司令部禁运的东西，一定要把船靠上镇江码头，让宪兵来检查啊。”
        我紧张起来：“不是事先讲明，我们运的是五金器材吗？而且说好了，只能在江心停泊，不能靠岸。你我虽系初交，但都是熟人介绍的。我也不是第一次运货。出门在外交朋友，不能讲话不算数的。”
        此时，我发现他目光有点躲闪，恍然大悟，拍案而起，厉声说：“你告诉日本人，如果一定要靠岸检查，我也不怕。我固然没命，他也要杀头。他是船老大，没有他的首肯，我的货会自己飞上船？他是日本人，私通新四军，偷运军火，该当何罪，有他好看的。”
        二副慌了神，话锋一转：“日本船老大的态度，无非就是想多要一点运费，也不是不可以商量。今天，我们就在镇江休息。明天清晨，我们的船继续出发，到了龙潭，你们派驳船去江心接货。至于运费，运到后可以再谈。”这样，二副趁此“落篷”了。然后，我立刻从镇江乘火车到了龙潭，步行十几里，到长江边沙窝子联络点李必静的家里。根据地立刻从月塘集动员老百姓100人，准备两条小驳船，与我会合。
        我们从凌晨一直等到下午3时，远远看见一条小火轮驶近，船头悬着作为信号的白布。我立刻脱下自己的白衬衫，拼命挥动。船在江心停下，我立刻指挥两条驳船迅速靠上去，来回运货。物资全部运上岸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众人紧张地扛着、挑着、抬着，往部队运。货快运完时，天色已经发白，伪军有所觉察，从30里外的仪征县城追击过来。我们在前面跑，游击队与敌人交火。乒乒乓乓的枪声从我们身后传过来，越来越近，所有人揪紧了心。那个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家伙——发电机还落在最后面。我心生一计，让老乡找了农家打谷场旁的一个凹塘，临时把发电机藏进去，盖上稻草。其他人加速前进。等到敌人被击退，我们重新回来，取出发电机。
        就这样，我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把几件大家伙和大量无缝钢管全部运到淮南根据地。（据《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