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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的“一二·九”运动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政坛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履历中多有“一二·九”痕迹，如经济学家顾准，外交家龚澎、黄华，科学家钱伟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他们被称为“一二·九”一代。“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左派右派的文斗武斗

        1936年2月，参加“一二·九”示威游行的各校相继开学。清华开学后拟补考上年底因学生运动而耽误的期末考试。清华学生请愿游行的领队黄诚率“救国会”在教授楼下高呼免考口号，张奚若、俞平伯、冯友兰等60余名教授愤而辞职。此事激怒了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何炳棣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组成“护校会”，通电全国各机关和学校，要求严惩“救国会”。
        1936年3月中下旬又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起因是学运中被捕的十七中学学生郭清病死狱中，学联党团开大会追悼郭清，一些学生抬着一口空棺材上街游行示威。一些中学发生殴打“反动校长”事件；各校内讧严重，进步学生与保守学生大打出手。
        这些激进行为受到舆论批评，学联运动渐失人心，引起中共中央重视。1936 年3月，刘少奇开始直接领导平津学生运动，纠正一二·九运动爆发以来的系列“左倾”现象。“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群殴”
        学生中的左右纷争并没有平息，终至1936年底发生“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群殴”（何炳棣语）。“西安事变”爆发后，左派学生听闻蒋介石被抓，欣喜若狂，纷纷跑去吃馆子庆祝。1936年12月25日传来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的消息，校园中炸开了锅，左右两派因此发生争执打了起来。
        1936年末，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笔杆子王芸生连写6篇文章谈对学生运动的意见。他的核心观点是“读书救国”和“学生不党”，奉劝学生不要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那样对民族国家损失太大。王芸生的文章引发热议，左右派青年褒贬不一。当时有两篇回应文章最具代表性，一是化名为吴姓同学的22岁的顾准，是清华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王永兴。顾准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划为右派。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顾准正在北平，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顾准的文章质疑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观点，为苏俄和共产党辩护。王永兴文章题为《北方青年的回响》，他批评左派青年狭隘宗派幼稚，过分幻想短视；右派青年对政府盲目信赖，轻视民众，双方都有罪于国家。《回响》一文直到1980年代仍被定性为“反动文章”。

运动过后走上不同道路

        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清华徐高阮，因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肯妥协被开除出党，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成为胡适得力助手；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后来成为著名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清华中文系王瑶在“一二·九”之后入党又脱党，转向学术，成为文学史家，培养了钱理群等学生。
        还有一些人，并非彻底告别革命，但始终徘徊于组织之外，最典型如赵俪生。有人启发他申请入党时，赵俪生说：“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赵俪生后半生在兰州大学执教，1958年戈地为右派，在农场劳改险些丧命。“文革”结束后，他培养了秦晖、金雁等著名学者。
        更多的“二九”骨干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比如黄诚，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害。（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