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攻克“中国地带”欧洲
中国之外，世界上与周恩来最有缘分的土地恐怕就是欧洲。青年时期，他不仅赴法旅居两年，还周游英国和德国。在欧洲，他不仅成长为革命家，更成长为外交家。也许，与西欧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是周恩来最得心应手的业务之一。
“出些难题拖延时日”
铁幕垂下后，世界表面分裂为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坐西方阵营第二把交椅的英国就对美国明确表示，要在“门内留着一只脚”，荷兰、比利时也赞同英国的意见。1949 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天，英国政府就提议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正常来讲，一个新生政权最需要的就是世界各国的承认。但毛泽东坚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国外交第一要务是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不要让那些“急于钻进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主动。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周恩来：“出些难题拖延时日。”
在“出些难题”思想指导下，中方在联合国席位、英国与中国台湾关系、国民党在港财产等问题上寸步不让，与奉行实用外交的英国僵持不下，一直拖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一边倒”政策已成定局，中英谈判只能止步。但两国仍然保持非正式的外交关系。
发展“中间地带”
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在正式场合提出中国外交要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阶段，现在要走出去”，发展的空间就是“中间地带”。所谓中间地带，既包括亚非拉，也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960和1961年，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与毛泽东相谈甚欢。在周恩来安排下，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多次会面，还参观了许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中国城市。蒙哥马利回欧洲后去法国拜访戴高乐，建议他有必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如有可能，还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以戴高乐密使的身份访问中国，行前，戴高乐专程会见富尔委以重托。戴高乐让富尔去跟中国主要领导人接触，但是强调不能先提出建交，一定要让中方先提。
富尔见到周恩来，跟这位曾经的留法学生说了一句明知故问的话：“你是否去过巴黎？”周恩来知道对方的意思，不动声色地说：“是啊，40多年前的事了。 ”富尔接着说：“是时候再到巴黎了。”强烈暗示周恩来，你来法国访问吧，咱们建交吧。
中国对西欧一直以来奉行的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不主动政策，周恩来也不捅破窗户纸，吊足了法国人的胃口。其实，中方也做足了暗示，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周恩来却安排他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最后，还是富尔忍不住先将戴高乐亲笔书信交出，正式提出想建交。
与施罗德谈了5个小时
西欧国家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最疏远的恐怕就是西德，法国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促使务实的西德人后来居上，进军东方。
原西德外长施罗德首先放出试探气球，周恩来建议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访华。1972年7月，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
施罗德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周恩来很擅长运用生活经历拉近宾主距离，他谈起自己50年前居住在柏林康宁大街，是一个位于第五层楼的单间屋子，没有电梯，附近有湖。
他还提起了“柯尼斯堡”，说“我从未用过加里宁格勒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用”。柯尼斯堡曾是西德人甚为骄傲的文化古城，原普鲁士公国首府，哲学家康德的出生地。二战后这座城市被苏联占领，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成为德国人心头之痛。这个禁忌之名从中国总理的口中说出来，令西德媒体大为感动。施罗德说：“我是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论德国，这就是这次交谈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西德签署建交联合公报。在此前后，中国与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冰岛等欧洲国家建交，并与英国结束半外交关系正式互派大使。（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