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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末，年逾古稀的时济云先生为了回避疯狂的潮流、驱散心头的积郁，在黄河岸边修起两间土房。他自号黄河老人，每日早起，默默修整黄河渡口那些不平的路面。“修道以利来者”，这是时先生在其晚年所做的又一件惠及后人的事。而在这默默的铲修之中，又寄寓了这位老教育家多少真挚的情愫。 
        时济云原名时毓龙，号霁禅，1892年10月出生在齐东县四区惠济乡时圈村（今属仁风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他家境贫寒，自幼过着艰苦的生活，学会了各种农活，并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美德。1902年，时济云入私塾就读。1910年，升入齐东县城里高级小学。在此期间，曾得平度县的反满志士李松先生指点，于古文、文学及革命思想诸方面颇受教益，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1914年，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三班，得到了鞠思敏、范明枢、于丹绂、梅撷先生的指点，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喜陆象山、王阳明及泰州学派诸子学说，厌道家，喜禅宗。在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对人性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孟子的“四端说”和“性善论”之说笃信不疑，认为恶是人性的变态和非常态，确信可以通过教育剔除掺杂进人性中的恶，从而恢复其“善”的本来面目。他常常诙谐地说，“佛法无不可度之人”。这种人性观使他对教育充满了信心，并促使他最终走上了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道路。 
        1919年4月，时济云从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回到济阳县四区会真寺小学任教。1921年回到母校教授本科学生。执掌教鞭的同时，他刻苦学习大学科目，如维识教育等，并深研墨子学说，且著有《墨子哲学》一书，得到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赞许。他与北大教授熊十力先生、 浙江教授马一浮先生交往甚密。他自己生活俭朴，却时常接济家境贫寒的学生。当代著名文学家李广田先生在《画廊集》中回忆道：“直到现在，当年所得的印象还是非常清楚，比如在校内有一株很大的垂柳，几乎给庭院搭了整个凉篷。每当风清月白，时先生便约了同学们在那里谈天。先生是喜欢禅宗的，便常谈起那些硕德积慧大和尚的行径……” 
        自1924年后，时先生又先后在东鲁中学、惠民山东第四中学任教。1931年1月，他看到故乡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便立志从事乡村教育，乃倾自己10余年的积蓄1000多银元在弭家庄（今邹平市魏桥镇弭家村，位于黄河边）建北楼 9 间、置学田10余亩，在张家椿先生协助下创办齐东县第四高等小学。时济云自任校长，兼国文、历史，所聘教师大都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创立初期，他身体力行，带领全体职工挖粪种菜，勤工俭学，创立了艰苦朴素的校风。同时把自己珍藏的全部书籍无偿奉献出来，充实学校图书室。4月间，应梁漱溟先生邀请，时先生赴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教，初任训练部班主任，后任乡村服务人员指导主任。他的弭家庄学校校长一职，则委托给了王墨林先生。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期间，他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渐渐明白社会改造为治先所急，于是转而研究社会问题。经周密详细的调查走访，著成《乡村礼俗》一书。与此同时，对由自己一手创办的弭家庄学校仍眷恋颇深，每次回家必先到学校盘桓数日，为师生讲课，为学校添置图书和各种教学器具，并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来资助贫而好学的学生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被迫遣散。时先生回乡，暂住弭家庄学校。1938年6月，应故交曹得敏先生之约，在曹家码头村（位于今邹平市码头镇黄河东岸）共同创办了复兴中学，曹先生任校长，时先生任教务主任，二人皆为义务职。学校取名复兴，寄寓了驱除日寇、复兴中华之意，而以抗日救亡、培养抗日军政人才为办学宗旨。学校先招了一个初中班，后为培养地方师资又招了一个简易师范班。办学采取“敌来我散，敌去我回”的游击方法，十分灵活机动。为培养抗日军事人才，时先生选授了姜太公《六韬》《孙子兵法》、黄石公《素书》等古代兵书，同时也学习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在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影响下，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学生如张治让、刘砚田、白铁华等毅然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到沂水堤岸八路军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即使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时先生也对自己的生活、事业和理想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时常与其子正印、正光一起干农活，给他们讲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教育他们爱劳动、爱农村、爱祖国。后来两个儿子均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一个成为资深教授，一个成为正部级领导。时先生常常吟诗抚琴，以表心志。他精律吕、善抚琴，曾考证过50余种琴式，并著有《古琴考》一书。其诗中则有“白云堆里有古风，万里霜天月色同。林一水边人罕到，方知吾道乐无穷”的句子，充分表达了他淡泊名利和安贫乐道的风范。而在一次复兴中学全体师生游伏生墓时，时先生则对墓地的老树新枝有感而发：“这古树象征着我们中华农村的群众是抗战救国的根本力量，主要教育工作要放在农村；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中国不会亡！”其爱国热忱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溢于言表。1941年5月，日寇铁蹄踏进曹家码头村，全校师生立刻疏散转移，校园校舍却惨遭破坏。自1942年起，学校迁至李家码头村，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复兴中学因曹校长调走而停办，时先生乃赴济南立达中学任教，于 1950年调至济南三中。 
        1955年，63岁高龄的时先生从济南三中退休回乡，在家乡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农村教育事业。他要求寄住在仁风中学，一切费用自理，为师生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为该校图书室捐赠各类书籍1500余册，还捐赠200元钱资助本村小学。1962年仁风中学与曲堤中学合并为济阳县第二中学（二中），时济云先生亦随师生迁至二中。在二中期间，他多次应邀给师生作报告、传授教学经验、介绍学习方法，并亲自登上讲台作示范教学。其治学精神和朴实的生活作风在师生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县内各中学纷纷聘请他到校讲学，传授经验。时先生在济阳县教育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敬重。二中距时家圈村近20里路，每逢星期天，年过70岁的时先生总是与学生们一起徒步往返。有些当地群 众见他每周沿黄河大堤步行来回，时常向老百姓问长问短，了解儿童入学的困难，竟不解地问：“时老先生怎么啦？是家中无人照顾，还是家里没地方住？为啥一个干巴老头子非得单身住在学校里又常走来走去？”时先生笑而不答。最后有人回答说：“家里有人照顾，但老先生一生搞教育，离不开学校！” 
        1968年，时济云先生离校返乡，在家中整理潜心研究多年的诸多心得，并提出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既存在着普及问题，更存在着提高质量的问题，写了许多历史事件研究的文章。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他写了厚厚的一本手稿，就辩证法的发展内容和形式及关于文化、教育、经济等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以上所有这些大都集中在他的《平仰观生录》《馨寂录》《释言》等笔记、著作中。只可惜这些极具价值的手稿，不及刊行便大都毁于“文化大革命”的烈焰之下。1969 年6月，时济云先生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冒着倾盆大雨和社员们一起抢收集体的麦场，不慎摔倒，患中风一病不起，于1970 年2月3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济水之阳·黄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