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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济阳境内的民先队始建于1938年。当年九月，当时党的济阳县工作委员会（西路）书记刘刚平同志在济阳县西北部开始发展民先队组织，到了当年冬季，当时党的济阳县工作委员会（东路）主任吕本支同志在济阳县东北部发展民先队组织。当时发展的民先队员有李兴民、孙万珍、江兰馨、付怀伦、杨好廉、王宜之、刘东振、王尔俊等。
        济阳的民先队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唤起群众，壮大我党的抗日队伍，具体工作是建立联络站，为党组织传递文件、护送往来的革命同志，搜集和整理敌伪情报，张贴党政军的宣传品，在发展民先队员时，既要大胆泼辣，又要小心谨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要严加保密，并规定了活动的组织纪律，要求每名民生队员对自己参加民先队后，开展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都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秘密联系的信号定为“民先”二字，自己所用的名字都是化名。分配要干的工作都要单线联系，工作完成后都要严格保密，不得有半点疏忽。所发展民先队员选择的对象一般是进步青年小知识分子，并要和我们有一定的感情或有关系的人，如果发展不成，最低要求不给暴露我们的身份和活动方式，否则就会出错，因为当时是敌强我弱，三面受敌（日军、伪军、顽匪）。
        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的一个傍晚，民先队员杨好廉和民先队员王尔俊接头后，杨好廉交给王尔俊一捆“战报”，并对王尔俊说：“给民先队员王良善一部分，剩下的由你和刘东振二人张贴”，“战报”是十六开的红、绿、黄三种颜色的油光纸印的，左边的署名是“十八集团军司令员朱德。次日早晨，杨好廉对王尔俊说：“商桥街有白匪，你送我过去。”王尔俊听后马上从自己家里推出了一辆自行车，接着对杨好廉说：“过商桥街时，你不要下车子，不要说话。”尔后，王尔俊用自行车带着杨好廉，二人直奔商桥街，进街前把帽子稍歪，掖起大褂，刚进街时，他俩就看到几个白匪，就假装没看见，把头一仰，目光直冲前方，奔驰而过，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从此以后，江兰馨和杨好廉就是王尔俊的直接接头人，接头时，他俩的着装有时是礼帽、大褂、皮鞋、洋袜，有时是破衣烂衫。接头规定的时间是每十天一次。有一次接头后，王尔俊送江兰馨去东乡，沿徒骇河北岸，走到一个地形像椅子圈处，该处与伪团长白玉亭的炮楼相距仅三百米，江兰馨看后对王尔俊说：“好地势，在此处设一门炮就可端掉白玉亭的炮楼。”江兰馨接着对王尔俊说：“你把这个地方画张地图，等下次接头时把地图带来给我，送到领导那里供参考。”
        由于王尔俊加入民先队是本村刘东振介绍的，加入后，王尔俊和刘东振分工，由刘东振座蹲，王尔俊负责外跑。当时“战报”常借中午和黎明张贴，经常贴到莫家村、杨家村、连五村、麻张村、小张家村，靳家道口村的庙上、墙上或大树上。王尔俊分工活动的范围是东至魏家铺村，西至后赵村、大赵村，送信时使用的是暗语，外包装皮只写代号，如4031、2157等暗号。魏家铺村的接送人是教师张云占、魏之汤，后赵村的接送头是教师王良善，大赵村的接头人是教师高厚斋。
        1938年冬，江兰馨在王宜之家住了一宿，发展了王宜之加入了民先队。江兰馨临走时，嘱咐王宜之在这一带的同学中发展民先队员，当时，多数青年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时间不长，王宜之便发展了李玉友、高厚斋、林其祯、赵玉松（赵成山）、赵之河，还有赵家村的赵文星，垛石桥村的杜敏等人加入民先队组织，王宜之不但积极发展民先队员，还负责传送宣传品，张贴小布告，王宜之主要负责，向西北方向传送的地点有李家坊村的刘星里，新市街的尹星文，在送宣传品的同时，还负责搜集敌伪据点情况，绘成平面图后，密封传递上交，王宜之曾绘制过刘台子村的日伪据点图上交。由于工作出色，在1945年，济阳县政府秘书李玉友，教育科长艾学纯让王宜之当了五区新成立的教育工作组组长，主要工作是协助文教助理开展学校工作，当年，在里仁官庄召开全县教育大会，成立了“抗日教育救国会，通过选举，李贯一被选为抗日教育救国会主任，王宜之被选为抗日教育救国会副主任。
        一年后，根据形势的需要，民先队合并于济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济阳县的民先队虽然只有二年多的抗日救亡活动，但在济阳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以后济阳县革命工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