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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看作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必要途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被他视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如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等。孟子对人性始终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里开篇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取意孟子的“性善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所谓“放心”，指的就是人在后天所丧失的善端。孟子认为，任何人只要肯接受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把先天的善端充分发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做学问的目的，就是寻找自己失去的本心——仁爱之心、正义之道。孟子反对人的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通过接受良好教育便“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他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道德发展的可能性，从“性善论”出发，鼓励人人向善，个个有所作为，他认为人性通过教育都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状态。
        孟子系统提出过五种教育的方法：“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即对学生，有的应及时指点，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可以间接地进行教育。总之，教法很多，要因人而异。又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其中不屑于教诲，本身就是一种教诲，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哪些人孟子不屑教诲？他有五不答：“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孟子·尽心上》），对于倚仗尊贵、倚仗贤能、倚仗年高、倚仗功勋、倚仗旧交来问的，孟子都不予回答，大概这些都属于“不教而教”之类吧。孟子认为对学生的要求要有标准，并且不能降低，他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孟子·尽心上》）是说大匠不会因笨的徒弟改变或废弃了用绳墨的方法，羿也不会因笨的学射人改变了他拉满弓的限度。
        在孟子的教育理想里，教育环境是影响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讲过一个楚人学齐语的故事，他说：若是只有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好多楚国人纷纷嚷嚷地整天围在身边说着楚国方言，即使你天天用鞭子抽打着他说齐国话，也是办不到的；若是领他到一个齐国的山间村庄里安顿下来呆上几年，就是天天抽着让他讲楚国方言，也是同样办不到。他还讲过一种现象：“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丰收的年份，少年子弟大多懒惰；灾荒的年份，少年子弟大多强暴，并不是天生的资质很不相同，是由于外在的环境使他们的心情变坏的。因此教人学习、教人向善就要创造可以使人学习、向善的环境。
        孟子把认识看作是一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是一种理想的对内在善性的发掘。因此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为强调“思”的作用，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心的官能，是主宰思考的，能够思考就能获得义理，不能思考便得不到。孟子的教学思想更具内倾性。在教学中除了教师的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外，孟子强调学习、修身的关键在于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下》），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要求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也积蓄得深，且能左右逢源。《孟子》一书关于教育的论述非常丰富，在《滕文公篇》中通过讲述楚人学齐语说明了环境对学习的重要性，在《告子篇》中通过讲述弈秋诲棋说明了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在《离娄篇》里有过对“易子而教”的分析，在《尽心篇》里有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等。
        孟子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兴办庠、序、校等教育机构来培养学生，庠是培养之意，校是教育之意，序是习射之所，无论是夏代的校、商代的序、周代的庠，还是三代共同的学，其目的都是为了阐明人际之间的各种关系及掌握社会生活准则。具体来说，所谓“明人伦”，就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后世亦称为“五伦”，代表着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这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妇、长幼属于家庭关系，君臣和朋友属于社会关系。实现“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其理想意义就在于使家庭和谐而致社会和谐。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这是说唯有良好的教化，才能得到人民的心悦诚服。孟子认为好的政治不是完善的政治制度，也不是高明的政治手段，而是教育。仁政必须辅以善教，善教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法家重政令法治，儒家重教育德治。法治是不得已而为之，德治才是根本所在，以儒者的眼光来看，心服才是真服。孟子特别强调先贤圣哲的榜样教化作用，“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下》）。孟子以伯夷、柳下惠为例来说明：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圣人，所以听到伯夷的风范的人，贪得无厌之人变得清廉，懦弱的人开始立高远的志向；听到柳下惠的风范的人，刻薄的人变得敦厚，心胸狭窄的人变得心胸宽大，圣人在百代之前奋发有为，在百代之后，听到他们的风范的人没有不感动奋发的。
        孟子处于天下无道的乱世，他最为欣赏的是有天地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所以他更注重人内在心性的培养，“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各种善端不是从外面融入人心的，人本心里就有，只要主动去加强自我修养就可以了。孟子鼓励人们在学习上要有主动性。“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有个叫曹交的想留住邹国在他门下学习，孟子就告诉曹交，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处在战国中期的孟子，其思想表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和肯定，他对教育作用的阐发，对教学、德育原则与方法的论述，无不体现了对人的主观作用的提倡。孟子提出的道德教育最终理想是培养出能“辅仁政”的治国良才，要能“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滕文公下》）志向达到了，就要让很多人受益；抱负不能实现，也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洁身自好。总而言之，在礼崩乐坏之际，孟子理想中的教育是能培养出有道德、有作为、讲诚信、讲道义的高尚品格的人才，这是社会和谐的保障。作为儒家的“亚圣”，孟子教育思想对后世中华民族精神的激发、崇高精神境界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启蒙作用。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