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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明清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名人
        （一）概 述
        明清两朝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清末的废除科举可以说是一个戛然而止的过程。
        明清两朝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太平辖区（尤其是西部）作为边境僻壤，经济上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出过商贾大家，也少有良田上傾的大地主，科举考试上，亦很少有优秀人才。这倒再一次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的正确性。
        唯一的特例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胡家村的胡璘考取了进士，在当时一直到清末，成为县境西部士子们津津乐道的名人。胡璘在景泰七年（1456年）考中举人，依制在胡家村建了一座牌坊——奎焕坊，以示纪念，并显荣耀。到了成化五年，胡璘又高中进士，便又在胡家村建了牌坊，名为恩荣坊，同示皇恩浩荡，家族荣光。后来，胡璘官至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国家监察委的处级工作人员），当上监察御史后，他又在村内建了一座牌坊，名为绣衣坊，以彰恩宠。胡璘先后建立的这三座牌坊，在村内一直矗立了数百年，后皆倾颓，可惜的是，胡家村包括附近村里的人虽然对胡璘崇拜不已，却难以为继。
        清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县境西鄙不但增加了两处集市，即周姑寺集和三教堂集（哈叭沟集存在时间较短），而且必须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也繁荣起来，这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庙廊村从清咸丰年间开始至光绪年间，先后出了十三个功名，并且这十三个人年龄上相差不过五六十岁，曾同时在庙廊街生活，一时传为佳话。
        功名，是对当时考上秀才及其以上的学子的称呼，秀才是功名的起点，也就说是功名中最低的，尚不具备做官的资格，所以俗语中常有“穷秀才”、“酸秀才”的蔑称。但取得秀才的资格也并非那么简单。秀才的正式名称是生员，必须通过县、府及省里的学政三级考试方有资格获得。一旦成为秀才，便有了穿蓝布长衫、见了县令不下跪、不服徭役等特权。
        秀才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一个县域内秀才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很多读书人终其一生未能考取秀才也就比较常见了，所以说考上秀才并非那么简单。
        庙廊村北边的秦家，自明朝就有“出了县城西门，秦家庄最大”的俗语，人口数量一直稳居西部县境之首，可很少有人考取功名。时间久远的已不好考证，但在清光绪年间确实出了一位姓赵的秀才，随之附近十里八庄多了一句俗语，“秦家村数百年来无功名，出了个秀才是外甥”。这位赵姓秀才的母亲是秦家村姓张的女儿，1855年黄河夺济入海后，县境内连来十三年黄水，徒骇河以南土地大贱，赵姓秀才的祖上本在徒骇河北岸，其父亲在秦家村周围广置田地并搬到了秦家，所以才有了这句颇显戏谑的俗语。但也恰恰证明了数百年来人口众多的秦家村没有功名出现，而人口比秦家少的庙廊村五六十年之内出了十三个功名，也自然受到周围各庄村民的羡慕。
        （二） 济阳的拔贡李如衡
        庙廊街这十三个功名中，名声最大的当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拔贡生李如衡。拔贡，是贡生的一种，贡生，是指已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每年（或两年）按一定人数推荐给朝廷，考试合格后，称之为贡生。贡生有了做官的资格，一般是分到各部或各地任副职，当然也有很多做正职的。比如有清一朝，在济阳做过县令的人中，有二十多人是贡生出身。从科举考试来看，贡生出身比举人低，比秀才高。
        清朝的贡生，大体说来可分为六种，即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和例贡。简单地说，岁贡就是按照朝廷规定每年或两年一次向朝廷推荐一名贡生，称为岁贡；恩贡，则是指遇到朝廷或皇家有重大事情，在正常科举外另加考一次，称为恩科，这一年向朝廷推荐的贡生，称为恩贡；副贡就是各省乡试中除录取正卷（举人）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并准许副榜入监为贡生，即是副贡；优贡则是每三年从生员中选拔一次，优者送监充贡，即为优贡；拔贡是指在上述各种贡生之外，隔若干年在生员中另行选拔一次，不论其资历年龄，名列第一者即为拔贡。历史上有时每隔十年选拔一次，有时每隔十二年选拔一次，清乾隆七年之后，定为十二年选拔一次，再无更改。因为间隔时间长，选拔时所有生员皆可参加，没有其它条件限定，所以各地的拔贡生比其他贡生名声都要响；例贡是出资捐买所得的贡生资格，因而一般被人所轻视。除例贡外，其他五类贡生都需要考试才能获得，籍此为官者，亦属正途。
        李如衡大约出生于1870年前后，是1897年的拔贡。科举制度废除于1905年，所以说李如衡应该是济阳历史上最后一个拔贡生。
        李如衡的祖父李云庆是廪生出身，所谓廪生，就是生员中品学兼优的，能享受国家的资助，可按月领取政府发给的小米。每个县里的廪生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大部分秀才终其一生也不一定能补为廪生。李云庆小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祖母姜氏抚养成人。长大后，事祖母极孝，待乡邻宽厚，众街坊都啧啧称赞。
        李云庆的祖母姜氏去世，他在祖母墓地旁边建了一间草房，依照古礼，在此居住三年，一时传为佳话。李云庆补为廪生之后，曾长期在济南府学教书。据县志记载，在此期间，他颇得合肥相国李鸿章的赏识，后者累保其为同知候选。至于详细情况，因资料匮乏就不得而知了。
        李如衡的父亲是李芳林，清同治年间的恩贡生，也曾长期在济南府学教书。去世后，弟子为他立碑，碑文中有“满城桃李，半属门墙”的赞誉。
        因为李云庆是廪生，李芳林是恩贡，李如衡是拔贡，祖孙三人，三辈功名，在当时的庙廊以及周围十里八乡和济阳士林之中，还是颇有名声的。在那时，济阳西境的人们只要一提及“拔贡”，就知道是他们家，而拔贡的原本姓名反而不为人们所熟。
        李如衡考取拔贡之后，又去省城济南参加了乡试。乡试期间，他结识了来自潍县的廪生王寿鹏。在乡试的考场上，拔贡的功名应是最高的，所以王寿鹏也挺敬重这位来自济阳的拔贡。考试完毕后，两人同游济南府，作诗唱和，颇为知己。
        李如衡在这次乡试中名落孙山，而王寿鹏不仅高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和进士考试，都是一路顺风。尤其是在殿试中，考取第一名进士，俗称状元，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王寿鹏考取状元后，回家途中路过济南，又邀李如衡等人去济南见面，因为二人脾气相投，互相敬重，尤其是书法功底在当时士林圈内并为上乘，按惯例，他们之间互相题字留念，济南地区的士林中很快有了“潍县的状元王寿鹏，济阳的拔贡李如衡”的赞誉。（待 续）作者单位： 太平街道庙廊小学